教战守策

苏轼
苏轼 (宋代)

  夫当今生民之患,果安在哉?在于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。此其患不见于今,而将见于他日。今不为之计,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。  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,是故天下虽平,不敢忘战。秋冬之隙,致民田猎以讲武,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,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,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。是以虽有盗贼之变,而民不至于惊溃。及至后世,用迂儒之议,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,天下既定,则卷甲而藏之。数十年之后,甲兵顿弊,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,卒有盗贼之警,则相与恐惧讹言,不战而走。开元、天宝之际,天下岂不大治?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,豢于游戏酒食之间,其刚心勇气,销耗钝眊,痿蹶而不复振。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,四方之民,兽奔鸟窜,乞为囚虏之不暇,天下分裂,而唐室固以微矣。   盖尝试论之:天下之势,譬如一身。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,岂不至哉?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。至于农夫小民,终岁勤苦,而未尝告病。此其故何也?夫风雨、霜露、寒暑之变,此疾之所由生也。农夫小民,盛夏力作,而穷冬暴露,其筋骸之所冲犯,肌肤之所浸渍,轻霜露而狎风雨,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。今王公贵人,处于重屋之下,出则乘舆,风则袭裘,雨则御盖。凡所以虑患之具,莫不备至。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,小不如意,则寒暑入之矣。是以善养身者,使之能逸而能劳;步趋动作,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;然后可以刚健强力,涉险而不伤。夫民亦然。今者治平之日久,天下之人骄惰脆弱,如妇人孺子,不出于闺门。论战斗之事,则缩颈而股栗;闻盗贼之名,则掩耳而不愿听。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,以为生事扰民,渐不可长。此不亦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欤?  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。愚者见四方之无事,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,此亦不然矣。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,岁以百万计。奉之者有限,而求之者无厌,此其势必至于战。战者,必然之势也。不先于我,则先于彼;不出于西,则出于北。所不可知者,有迟速远近,而要以不能免也。天下苟不免于用兵,而用之不以渐,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,一旦出身而蹈死地,则其为患必有不测。故曰:天下之民,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,此臣所谓大患也。  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,讲习兵法;庶人之在官者,教以行阵之节;役民之司盗者,授以击刺之术。每岁终则聚于郡府,如古都试之法,有胜负,有赏罚。而行之既久,则又以军法从事。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,又挠以军法,则民将不安,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。天下果未能去兵,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。夫无故而动民,虽有小怨,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?   今天下屯聚之兵,骄豪而多怨,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,何故?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,惟我而已。如使平民皆习于兵,彼知有所敌,则固以破其奸谋,而折其骄气。利害之际,岂不亦甚明欤?

教战守策翻译

当今百姓的祸患,究竟在哪里呢?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,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吃苦耐劳。

这种祸患在现在没有显现出来,但将来会出现。

现在不为此谋划,以后将会有无法挽救的时候。

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,所以天下即使太平,也不敢忘记战备。

在秋冬农闲的时候,召集百姓打猎来演习武事,教导他们前进后退、跪起站立的方法,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慌乱,使他们的内心在杀伐征战之际也能安定而不畏惧。

因此即使有盗贼叛乱的变故,百姓也不会惊慌溃散。

等到后代,采用迂腐儒生的意见,把解除军备当作王者的盛大德政,天下已经安定,就收起铠甲收藏起来。

几十年之后,武器装备都败坏了,而百姓一天比一天习惯于安逸享乐,一旦有盗贼的警报,就相互恐惧传讹,不战就逃跑了。

开元、天宝年间,天下难道不是非常太平吗?只是因为百姓安于太平的快乐,沉浸在游戏酒食之中,他们的刚强意志和勇气,都消耗磨损、迟钝昏聩,痿弱颓废而不能再振作起来。

所以小小的安禄山一旦叛乱就趁机而起,四方的百姓,像鸟兽般奔逃,乞求做囚犯俘虏都来不及,天下分裂,而唐王朝本来就已经衰微了。

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:天下的形势,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。

王公贵族用来保养身体的,难道还不够吗?但他们平时却常常苦于多病。

至于农夫小民,终年辛勤劳苦,却不曾告发有病。

这是什么原因呢?那风雨、霜露、寒暑的变化,就是产生疾病的原因。

农夫小民,在盛夏努力劳作,在严冬露天受冻,他们的筋骨所遭受的冲击,肌肤所浸润的,轻视霜露而亲近风雨,所以寒暑不能对他们造成伤害。

现在王公贵族,处在高大的房屋之下,出门就乘车,刮风就穿皮衣,下雨就打伞。

凡是用来预防祸患的器具,没有不置办齐全的。

他们畏惧得太过分,保养得太过度,稍有不如意,寒暑就侵入身体了。

所以善于保养身体的人,使自己能安逸也能劳累;行走活动,让自己的四肢习惯寒暑的变化;这样之后才可以身体刚健有力,经历艰险而不受伤。

百姓也是这样。

现在太平的日子长久了,天下的人骄横懒惰脆弱,像妇女小孩,不出家门。

谈论战斗的事情,就缩脖子发抖;听到盗贼的名字,就掩耳不愿听。

而士大夫也不曾谈论军备,认为这是滋生事端骚扰百姓,这种情况不可助长。

这不也是畏惧得太过分,保养得太过度吗? 而且天下本来就有意外的祸患。

愚蠢的人看到四方没有事端,就认为变故不会从哪里产生,这也是不对的。

现在国家用来供奉西北的敌人的财物,每年数以百万计。

供奉是有限的,而他们的要求是没有满足的,这种形势必然会导致战争。

战争,是必然的趋势。

不是先发生在我们这里,就是先发生在他们那里;不是从西方爆发,就是从北方爆发。

所不能知道的,只是有迟早远近的差别,但终究是不能避免的。

天下如果不能避免用兵,而用兵又不逐渐进行,让百姓在安乐无事之中,突然投身到危险的战场,那么造成的祸患必定有不可预测的。

所以说:天下的百姓,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,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吃苦耐劳,这就是我所说的大患。

我想让士大夫崇尚勇武,研习兵法;在官府的平民,教导他们行阵的礼节;役使百姓中负责缉盗的,传授他们攻击刺杀的技术。

每年年终就聚集在郡府,像古代都试的办法,有胜负,有赏罚。

而实行久了,就又按照军法行事。

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没有缘故就役使百姓,又用军法扰乱他们,那么百姓将会不安宁,而我认为这正是用来使百姓安宁的办法。

天下如果最终不能去除军备,那么总有一天将会用没有训练的百姓去驱使他们作战。

没有缘故就役使百姓,虽然会有小的怨恨,但和那一天的危险相比呢? 现在天下屯聚的军队,骄傲蛮横而且多怨恨,欺压百姓而要挟他们的上司,这是什么原因呢?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,只有自己罢了。

如果让平民都熟悉军事,他们知道有了对手,就一定能破除他们的阴谋,折服他们的骄气。

其中的利害关系,难道不是很明白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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