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,何其爱民之深,忧民之切,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有一善,从而赏之,又从而咏歌嗟叹之,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有一不善,从而罚之,又从而哀矜惩创之,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故其吁俞之声,欢忻惨戚,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成、康既没,穆王立,而周道始衰,然犹命其臣吕侯,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忧而不伤,威而不怒,慈爱而能断,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,故孔子犹有取焉。 《传》曰:“赏疑从与,所以广恩也;罚疑从去,所以慎刑也。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。将杀人,皋陶曰“杀之”三,尧曰“宥之”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“鲧可用”,尧曰“不可,鲧方命圮族”,既而曰“试之”。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,而从四岳之用鲧也?然则圣人之意,盖亦可见矣。 《书》曰: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呜呼,尽之矣。可以赏,可以无赏,赏之过乎仁;可以罚,可以无罚,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,不失为君子;过乎义,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,义不可过也。古者赏不以爵禄,刑不以刀锯。赏之以爵禄,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,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锯,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,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,而爵禄不足以劝也;知天下之恶不胜刑,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,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,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故曰:忠厚之至也。 《诗》曰:“君子如祉,乱庶遄已。君子如怒,乱庶遄沮。”夫君子之已乱,岂有异术哉?时其喜怒,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义,立法贵严,而责人贵宽。因其褒贬之义,以制赏罚,亦忠厚之至也。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的时候,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、深切地为百姓担忧,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。
有人做了一件好事,就奖赏他,接着又歌颂赞扬他,为的是让他开始时有个好的开端并鼓励他坚持到底。
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,就惩罚他,接着又怜悯警诫他、让他改过自新。
所以那赞同和应许的声音,欢乐和忧伤的情绪,都表现在虞、夏、商、周的书籍里。
成王、康王死后,穆王即位,周朝的王道开始衰落,但还吩咐他的大臣吕侯,告诉他要谨慎用刑。
那些话忧虑而不悲伤,威严而不愤怒,慈爱而能决断,忧伤地有怜悯无辜之人的心,所以孔子对此还是有所肯定的。
《传》说:“奖赏时如有可疑就给予奖赏,这是为了推广恩泽;惩罚时如有可疑就不惩罚,这是为了谨慎用刑。
”在尧的时候,皋陶担任司法官。
将要处决一个人,皋陶多次说“杀了他”,尧却多次说“赦免他”。
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,而喜欢尧用刑的宽宏。
四岳说“鲧可以任用”,尧说“不行,鲧违抗命令,毁败同族”,后来又说“试用一下吧”。
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,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?那么圣人的心意,也就可以想见了。
《尚书》说:“罪行有可疑时应从轻处理,功劳有可疑时应从重奖赏。
与其错杀无辜的人,宁可犯不遵守成法的过错。
”唉,说得太对了。
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时,奖赏就过于仁慈了;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时,惩罚就超出义法了。
过于仁慈,还不失为一个君子;超出义法,就会流于残忍之人。
所以仁慈可以超出,义法不可以超出。
古时候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,刑罚不用刀锯。
用爵位和俸禄来奖赏,这样奖赏的办法只在能够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施行,却不在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施行。
用刀锯来惩罚,这样惩罚的威力只在刀锯能施加的人身上体现,却不在刀锯不能施加的人身上体现。
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赏不胜赏,而爵位俸禄不足以用来劝勉;知道天下的恶行罚不胜罚,而刀锯不足以用来制裁。
因此有可疑就全都归之于仁慈,用君子长者的态度对待天下,使天下人相继而都遵循君子长者的行为准则。
所以说:这是忠厚到了极点啊。
《诗经》说:“君子如果高兴,祸乱差不多就会很快停止。
君子如果发怒,祸乱差不多就会很快被阻止。
”君子制止祸乱,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?只是适时地表现出喜怒,而始终不违背仁慈罢了。
《春秋》的大义,立法贵在严厉,而责罚人贵在宽大。
根据它的褒贬原则,来制定奖赏和惩罚,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