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孝孺 (明代)

　　士君子立身事主，既名知己，则当竭尽智谋，忠告善道，销患于未形，保治于未然，俾身全而主安。生为名臣，死为上鬼，垂光百世，照耀简策，斯为美也。苟遇知己，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，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；钓名沽誉，眩世骇俗，由君子观之，皆所不取也。 　　盖尝因而论之：豫让臣事智伯，及赵襄子杀智伯，让为之报仇。声名烈烈，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。呜呼！让之死固忠矣，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——何也？观其漆身吞炭，谓其友曰：“凡吾所为者极难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。”谓非忠可乎？及观其斩衣三跃，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，而独死于智伯。让应曰：“中行氏以众人待我，我故以众人报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故以国士报之。”即此而论，让馀徐憾矣。 　　段规之事韩康，任章之事魏献，未闻以国士待之也；而规也章也，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，与之地以骄其志，而速其亡也 。郄疵之事智伯，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；而疵能察韩、魏之情以谏智伯。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，而疵之智谋忠告，已无愧于心也。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，国士——济国之上也。当伯请地无厌之日，纵欲荒暴之时，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，谆谆然而告之日：“诸侯大夫各安分地，无相侵夺，古之制也。今无故而取地于人，人不与，而吾之忿心必生；与之，则吾之骄心以起。忿必争，争必败；骄必傲，傲必亡”。谆切恳至，谏不从，再谏之，再谏不从，三谏之。三谏不从，移其伏剑之死，死于是日。伯虽顽冥不灵，感其至诚，庶几复悟。和韩、魏，释赵围，保全智宗，守其祭祀。若然，则让虽死犹生也，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？ 　　让于此时，曾无一语开悟主心，视伯之危亡，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。袖手旁观，坐待成败，国士之报，曾若是乎？智伯既死，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，甘自附于刺客之流。何足道哉，何足道哉！虽然，以国士而论，豫让固不足以当矣；彼朝为仇敌，暮为君臣，腆然而自得者，又让之罪人也。噫！

士君子树立自己的品德来事奉君主，既然被称为君主的知己，就应当竭尽智谋，诚恳地劝告，把祸患消除在没有形成之时，保障安定在没有发生之前，使自身得以保全而君主也平安。

活着是有名的大臣，死后成为上等的鬼魂，荣耀流传百代，照耀在史册上，这才是美好的啊。

如果遇到了知己，不能在危险没有发生之前去扶持，却在失败之后才献出生命；用沽名钓誉来迷惑世人、惊世骇俗，在君子看来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。

我曾因此而评论说：豫让事奉智伯，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，豫让要为智伯报仇。

他的声名很显著，即使是愚笨的男人和妇女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。

唉！豫让的死固然是忠诚的，可惜他死的方式还有不忠的地方存在——为什么呢？看他漆身吞炭，对他的朋友说：“我所做的一切极其艰难，将要以此使天下后世那些身为臣子却怀有二心的人羞愧。

”说他不忠可以吗？等到看他斩衣三跃，赵襄子指责他不为中行氏去死，却单单为智伯而死。

豫让回答说：“中行氏用对待一般人的方式对待我，所以我也用一般人的方式报答他；智伯用对待国士的方式对待我，所以我也用国士的方式报答他。

”就这一点来说，豫让还是有不足之处啊。

段规事奉韩康子，任章事奉魏献子，没听说他们被以国士相待；然而段规和任章，极力劝说他们的君主听从智伯的要求，给予他土地来使智伯的志向骄纵，从而加速他的灭亡。

郄疵事奉智伯，也不曾被以国士相待；然而郄疵能察觉韩、魏的情况来劝谏智伯。

虽然他的话没有被采纳以至于灭亡，但郄疵的智谋和诚恳劝告，已经无愧于内心了。

豫让既然自己说智伯是以国士待他，国士——是拯救国家的杰出人才啊。

在智伯贪得无厌地索要土地的时候，放纵欲望、荒淫暴虐的时候，作为豫让正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担任职务，恳切地告诉他说：“诸侯大夫各自安守自己的封地，不要互相侵夺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

现在无缘无故地从别人那里夺取土地，人家不给，那么我们的愤恨之心必然产生；给了，那么我们的骄纵之心就会兴起。

愤恨必然会争斗，争斗必然会失败；骄纵必然会傲慢，傲慢必然会灭亡。

”诚恳恳切到极点，如果劝谏不被听从，就再次劝谏，再次劝谏不被听从，就三次劝谏。

三次劝谏不被听从，就把他伏剑自杀的行为，移到这一天。

智伯即使顽固愚昧不灵敏，被他的至诚所感动，或许也能醒悟。

联合韩、魏，解除赵国的围困，保全智氏宗族，守护智氏的祭祀。

如果这样，那么豫让虽死犹生，难道不比斩衣而死要好吗？ 在这个时候，豫让没有一句话来开启和启发君主的心智，看待智伯的危险和灭亡，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。

袖手旁观，坐等成败，国士的报答，难道是这样的吗？智伯死后，却不能抑制自己血气上的愤恨，甘愿自己归入刺客之流。

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，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！虽然如此，从国士的标准来衡量，豫让本来就不足以担当；那些早上还是仇敌，晚上就成为君臣，还洋洋自得的人，又是豫让的罪人了。

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