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作

　　《春秋傳》、《資治通鑑舉要補遺》一百卷，《文集》十五卷，《宋史》立傳，《宋元學案》中的《武夷學案》

　　理學思想

　　胡安國推崇理學思想中的體元與正心。他說：“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，明人君之用也。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天之用也；至哉坤元，萬物資始，地之用也。成位乎其中，則與天地參。故體元者，人主之職；而調元者，宰相之事。元，即仁也；仁，人心也。”認爲“元”的體是仁，是仁人之心。“元”之質即在心之內，吾心通過“踐仁”“體元”達到與“元”合二爲一，將宇宙之“元”歸入人的本心，凸顯了心在體認天理中所起的作用。他說：“謂一爲元，則知祖述憲章，以體元爲人主之職。元者何？仁是也。仁者何？心是也。建立萬法、酬酢萬事、師馭萬夫、統理萬國，皆此心之用也。堯舜禹以天下相授，堯所以命舜。禹首曰：人心惟微，道心惟微。周公稱乃考文王。惟克厥宅心、乃克立玆常事。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。”他認爲“元”，就是人主的“道德之元”，人主要“體元”，“體元”的過程，就是以身踐仁，就是令君心合於天心，就是強調“人心”必須合於“道心”。胡安國以“心”釋“仁”，以“心”爲“元”的目的，就是要強調在“明人君之用”的基礎上，盡人君之能，正如其所說：“建立萬法酬酢萬事，師馭萬夫，統理萬國，皆此心之用也。”

　　認爲四端五典萬事萬物是心之用的具體表現，無不統於人之心體，受人之心體的支配和控制。其言曰：“四端五典，起滅心也，有所謂自本自根、自古以固存者，即起滅心事也。不起不滅，心之體；方起方滅，心之用。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，能操而長存者，動亦存，靜亦存，雖百起百滅，心固自若也。” 又說道：“放而不知求者，靜亦亡，動亦亡，燕居獨處，似繫馬而止也。事至物來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矣。是以善學者，動亦察，靜亦察，無時而不察也。持之以敬，養之以和，事至物來，隨感而應，言居獨處，亦不坐馳，不必言致其精明以待事物之至也。”

　　講涵養本心，隨感而發，但又說明了以致知和誠意爲正心的工夫。由致、窮而不昧本心，以求聖門之學，最終以至修身而達天下國家。胡安國說：“聖門之學，則以致知爲始，窮理爲要，知至理得，不昧本心，如日方中，萬象必見，則不疑其所行而內外合也。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”。他的聖門之學關鍵是不昧本心，以達聖門之事業。

　　承認良知具有先知先能作用的本領：“夫良知不慮而知，良能不學而能，此愛親敬長之本心也。儒者擴而充之，達於天下，立萬世之大經，經正而庶民心興、邪、息矣。”良知是人之本心，可先知先能，具備良知，可以愛親敬長；若儒者加以擴充而推廣到天下，可以由內聖開外王。

　　通過窮物物之理，使心與萬物之理溝通，實現內外合一，然後求諸本心而盡心。他說：“無所不在者，理也；無所不有者，心也。物物致察，宛轉歸己，則心與理不昧，故知循理者，士也；物物皆備，反身而誠，則心與理不違，故樂循理者，君子也。天理合德，四時合序，則心與理一，無事乎循矣，故一以貫之，聖人也。”這樣無所不在的理與無所不有的心，就達到了內外溝通。因此他又有言“知至理得，不迷本心，如日方中，萬象畢現，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”。

　　把心、理當做認識萬事萬物、以達聖門事業的兩個必不可少的手段，即作爲人心、物理外在表現的四端、五典，通過充、惇、就可達到“性成而倫盡矣”。 [10]  他說：“聖人之教亦多術，然其要，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。欲得此心者，惟志聖人所示之學，循其序而進焉。至於一疵不存、萬理明盡之後，則其日用之間，本心瑩然，隨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”這種“心與理一”之所在，即落實爲“性”，窮理的目的便是儘性。他說：“窮理盡性，乃聖門事業。物物察，知之始也。一以貫之，知之至也。”“四端固有，非外鑠；五典天序，不可違。在人則一心也，在物則一理也。充四端可以成性，惇五典可以盡倫，性成而倫盡，斯不二矣。”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