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沔可能是《陋室銘》的真正作者。

　　傳統名篇《陋室銘》的作者，諸家選集如《劉夢得文集》《歷代散文選》《古文選譯》均認定是唐代的劉禹錫。

　　查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劉禹錫小傳：“登貞元進士弘詞二科。官監察御史。以附王叔文，坐貶朗州司馬，作《竹枝辭》十餘篇，武陵夷俚悉歌之。久之召還。又以作《玄都觀》詩，語涉譏忿。出爲播州刺史，易連州，又徙夔州。後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，集賢直學士，復刺蘇州。再遷太子賓客。禹錫恃才而廢，乃以文章自適。素善詩，晚尤精，白居易推爲詩豪。會昌中加檢校禮部尚書卒。有《劉賓客文集》及《外集》。”傳中只言劉禹錫作《竹枝辭》及《玄都觀》詩，未提及《陋室銘》。作《竹枝辭》的心境與當時遭貶斥的處境相吻合。據《新唐書》卷一六八本傳記載：“憲宗立，叔文等敗，禹錫貶連州刺史，未至，斥朗州司馬。州接夜郎諸夷，風俗陋甚，家喜巫鬼，每祠歌《竹枝辭》……禹錫謂屈原居沅、湘間作《九歌》，使楚人以迎送神。乃倚其聲，作《竹枝辭》十餘篇。”劉禹錫被謫貶到朗州，其遭遇處境與屈原相似，故仿《九歌》作《竹枝辭》以屈原自況，完全切合客觀實際。倘若作有《陋室銘》，應收入《劉賓客文集》或《外集》，但此二集中未見此文。

　　查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905頁崔沔小傳：“崔沔，唐長安人，字善衝。擢進士，舉賢良方正第。岑羲(侍中)深器之，曰：‘今郗詵也。’沔深明《禮經》，詳定宗廟籩豆之數及六親服法，多所建議。性儉約，祿廩隨散宗族，不治居宅，嘗作《陋室銘》以見志。卒諡‘孝’。”

　　《新唐書》卷一二九崔沔：“性情敦厚，純謹無二言。事親篤孝，有才章，擢進士。玄宗時官左散騎常侍，祕書監，太子賓客。沔深明《禮經》，……性儉約自恃，祿廩隨散宗族，不治居宅，嘗作《陋室銘》以見志。” 《中國人名大辭典》崔沔傳源於史料《新唐書》。以崔沔的才華、生世、秉性“儉約”“不治居宅”，作《陋室銘》表明自己的志向，是切合實情的。▲

　　崔沔墓誌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土於洛陽，但具體地點不詳。現存開封市博物館，爲國家一級文物。唐大曆十三年?778年?四月刻。志蓋高、寬98釐米，厚22釐米。錄皿頂，四周有陰線刻花草紋。題篆書“有唐尚書左僕射崔孝公之墓”12字。志之高、寬與蓋同，厚18釐米。李邕撰文，徐拱書丹。志文隸書52行，後26行續刻於蓋之背面。行31字。首行題曰：“有唐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贈尚書左僕射崔孝公墓誌”。蓋、志二石均完好，文字清朗醒目。志文記述了崔沔的家世、生平事蹟、死葬年月等，大大豐富了《新唐書》列傳第五十四崔沔的傳記，可與史傳互爲補充。

　　墓誌主要介紹了崔沔的世系家譜，包括崔沔之曾祖、祖父、父親、子孫等人的官職及他本人官職升遷情況。據志文記載：“公諱沔，博陵安平人也。”“曾祖諱弘峻府君，隋銀青光祿大夫，趙王長史：祖諱儼府君，皇朝益州雒縣令；考諱皚府君，朝散大夫、汝州長史，安平縣開國男，贈衛尉少卿。”

　　志文還記載了崔沔子孫的情況：“長子，同州馮翊縣尉成甫”，“嗣子佑甫，仕爲朝散大夫，權知中書舍人事，贈紫金魚袋”。“成甫之長子伯良仕殿中侍御史，次子仲德侍至太子通事舍人，少子叔賢不仕”。

　　在唐志中，世系家譜是反映封建宗法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，崔沔墓誌也不例外。志文追溯遠祖，敘述了崔氏六代世代珪組蟬聯，居於顯赫地位。博陵崔氏是北朝時期“盧、崔、鄭、王、李”五大家族之一，是著名的望族。這些士族大地主把持朝政，他們擔任中正高官，朝廷任用官吏都由他們推薦或罷黜，世稱門閥制度。而且這五大家族互爲姻親，一直延續到唐代。唐代建朝初期，感到士族對他們政權的威脅，採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，廢除九品中正制，並用科舉考試取士。唐高宗時頒佈禁婚令，規定北魏士族七姓十一家，不得自爲婚姻。

　　崔沔妻名王方大，王方大墓誌已在洛陽出土，現存開封市博物館。志文由崔沔親撰，王方大是太原王氏的後裔，七姓十一家互爲婚姻的事實，在墓誌中得到印證。看來，禁婚令當時可能沒有得到貫徹執行。由此可見，唐王朝雖採取了一些抑制大族的措施，但崔氏一門在唐代仍是一個顯赫的家族，崔氏家族在唐王朝中先後有23人爲相。崔沔及其子佑甫，兩唐書均有傳。

　　志文除了敘述崔沔的世系家譜外，多爲歌功頌德之辭。志文評價崔沔一生廉潔奉公，儉約自守，勤政愛民，與《新唐書》中所記“純謹無二言，事親篤孝”基本相合，都對崔沔的一生給予充分的肯定。志文記述沔曾“注《老子道德經》，文集三十卷”這句記述，史傳並未記載。唐代修史注經著書之風甚盛，因各種原因，這部注經今已未能見到。崔沔傳世的詩文極少，僅在《全唐詩》中錄有詩一首，以及《全唐文》中文十四篇。《新唐書·崔沔傳》中有“沔儉約自持，祿稟隨散宗族，不置居宅，嘗作《陋室銘》以言志”的記載，意即“他將自己的俸祿拿出來散發救濟貧民，而自己卻不置宅第，甘願過着儉樸的生活。”故目前有人推測《陋室銘》一文並非劉禹錫所作，而是崔沔所寫。至於這篇名作究竟是否出自崔沔手筆，還待以後作進一步考證。

　　關於崔沔卒葬年月，改葬的時間、地點等問題，史書中不詳，可補史缺。據志文記載，沔死於唐開元二十七（739年）十一月十七日，“大曆十三年（778年）歲次戊午四月丁丑朔八日甲申，嗣子佑甫奉孝公之親，還於邙山之平樂原，以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礻付爲禮也。”

　　據志文一開始所說沔“以開元廿九年（741年）十二月廿九日權窆於邙山，故人北海太守江夏李邕爲志曰”云云，可知李邕撰志文應在權窆之後，而志文之書寫則在大曆十三年四月與夫人王方大合葬之時。因沔死後受“僕射之贈”是在開元之後二十餘年的永泰年間，其時李邕已於天寶年間被害而死，故志題中“左僕射”一銜及銘辭後面記其子孫及沔與夫人工氏合礻付等情況的六行文字，均爲徐珙書寫時所加添。遷葬之大曆十三年，距其死之開元二十七年已長達39年之久。其間經歷近8年的“安史之亂”，崔佑甫保護着宗族百餘口人逃至江南，當是未能儘早將父母遷葬的原因之一。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