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大人之道有三:一曰正蒙难,二曰法授圣,三曰化及民。殷有仁人曰箕子,实具兹道以立于世,故孔子述六经之旨,尤殷勤焉。 当纣之时,大道悖乱,天威之动不能戒,圣人之言无所用。进死以并命,诚仁矣,无益吾祀,故不为。委身以存祀,诚仁矣,与亡吾国,故不忍。具是二道,有行之者矣。是用保其明哲,与之俯仰;晦是谟范,辱于囚奴;昏而无邪,隤而不息;故在易曰“箕子之明夷”,正蒙难也。及天命既改,生人以正,乃出大法,用为圣师。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;故在书曰“以箕子归作《洪范》”,法授圣也。及封朝鲜,推道训俗,惟德无陋,惟人无远,用广殷祀,俾夷为华,化及民也。率是大道,丛于厥躬,天地变化,我得其正,其大人欤? 呜乎!当其周时未至,殷祀未殄,比干已死,微子已去,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,武庚念乱以图存,国无其人,谁与兴理?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,其有志于斯乎? 唐某年,作庙汲郡,岁时致祀,嘉先生独列于易象,作是颂云: 蒙难以正,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,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,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,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,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,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,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,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,卒为世模。易象是列,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,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,继在后儒。
但凡伟大人物的处世之道有三点:一是能够正面对抗灾难,二是能将法则传授给圣人,三是能够教化及于百姓。
殷代有个仁人叫箕子,实际上具备这些处世之道而在世上立身,所以孔子阐述六经的宗旨时,对他特别殷勤关注。
在纣王当政的时候,大道理被违背扰乱,上天的威严举动不能被警戒,圣人的话也毫无用处。
进谏而死来与命运抗争,确实是仁人,但对我们的祭祀没有益处,所以不那样做。
委身来保存祭祀,确实是仁人,但这会使我们的国家灭亡,所以不忍心这样。
具备这两种处世之道,是有那样去做的人了。
因此箕子保持他的明智,跟纣王周旋;隐藏自己的谋略典范,在囚徒奴隶中受辱;虽处昏乱却没有邪僻,虽遭废弃却不停息;所以在《易经》中说“箕子的明夷”,这就是正面对抗灾难啊。
等到天命已经改变,百姓得到端正,就拿出宏大的法则,被尊为圣人的老师。
周人得以依序确定伦理规范并建立重大典章制度;所以在《尚书》中说“带着箕子回来让他作《洪范》”,这就是将法则传授给圣人啊。
等到被封在朝鲜,推行道德来训导风俗,只有道德没有鄙陋,只有人没有边远,用来扩大殷代的祭祀,使蛮夷变为华夏,这就是教化及于百姓啊。
遵循这些大道理,集中在他自身,天地发生变化,他能得到正道,他是伟大人物啊! 哎呀!在周朝还没到来,殷代的祭祀还没断绝的时候,比干已经死了,微子已经离去,假使纣王的罪恶还没满盈就自己死去,武庚考虑祸乱以求生存,国家没有那样的人,谁来兴起治理呢?这本来就是人事中有可能出现的情况。
然而先生隐忍着而这样做,他是有志于这些吧? 唐朝某一年,在汲郡修建庙宇,每年按时祭祀,嘉许先生唯独被列入《易经》的卦象中,作这篇颂说: 正面对抗灾难,传授谋略给圣人。
宗庙祭祀因而繁盛,蛮夷百姓得到复苏。
光明伟大的人物,显达隐晦都不改变。
圣人的仁德,道理适应盛衰。
明智在自身,不以为当奴隶是鄙陋。
谦逊退让符合礼节,不自满而自称孤寡。
位高却没有危险,位低也不可逾越。
不是死去不是离去,心怀故都。
时势困厄而又伸展,最终成为世人的楷模。
在《易经》卦象中列入,跟文王为一类。
伟大光明宣扬昭著,尊崇祭祀诚信可感。
古代宫阙上的颂辞,继续由后世儒者来撰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