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慎中 (1509年10月10日—1559年8月19日[1] ),字道思,早年因读书于清源山中峰遵岩,号遵岩居士,后号南江。因家庭排行第二,又称王仲子,晋江(今属福建)人。明代诗人、散文家,嘉靖八才子之首,为明朝反复古风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台阁体
自永乐以后,“台阁体”长期统治文坛,致内容贫乏,篇章冗赘,文风萎弱,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。 为了矫正这种流弊,弘治中,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七人,结成一个文学集团,打起“复古”旗号,提倡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风气所促,竟至于“物不古不灵,人不古不名,文不古不行,诗不古不成”。把秦汉的好文章拿来,刻意摹仿,从篇章结构到句法、词汇,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,即使损伤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。在文学内容上没有提出任何主张。“前七子”鼓吹一阵之后,终因其弱点而消歇。
王慎中为文,早年受“前七子”复古主义的影响,标榜秦汉,“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,模效依仿以为近古”(《遵岩集·再上顾未斋》)。
他在南京居官时,曾与王畿讨论王阳明的学说,又天量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。二十八岁以后,始悟高谈秦汉、鄙薄唐宋的非是,认可唐宋大家欧阳修、曾巩等的作文手法,不受古人形式羁绊,言能达意。认为“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,皆已原本六经,轶绝两汉”(《与汪直斋书》);“学六经史籍最得旨趣根源者,莫如韩(韩愈)、欧(欧阳修)、曾(曾巩)、苏(苏轼)诸名家”(《寄道原弟书九》)。这就和李、王等盲目尊古、不读唐以后书的偏颇狭隘的论调不同。
他似乎看到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。在唐宋文中,他特别推尊曾巩,认为曾文“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,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”(《曾南丰文粹序》)。
王慎中公开反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,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,倡导文崇唐宋,主张意定词立,文从字顺。他要求文章能“道其中之所欲言”,“卒归于自为其言”,“直抒胸臆,信手写出”,要有“真精神”与“千古不可磨灭之见”,这就和以抄袭类比为能的拟古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。
为此,他乃尽弃旧作,完全以曾(曾巩)、欧(欧阳修)、王(王安石)三家为宗。《泉州府志》称:“慎中学博材俊,自视亦高,早第旋废,肆力文章,追轨作者。”“每构一篇,反覆沉思,意定而辞立就,赡而有则,深而不凿,按之成队,诵之应声。”
受他影响的有唐顺之,唐顺之初不服其说,久乃变而从之,称王慎中之文“二百年来当为中兴,后有起者,或推尊北地(李梦阳)牛耳,相高终莫之及也。”
开唐宋派风气
嘉靖年间,王慎中成了另开唐宋派风气的第一人。他与唐顺之倡导的反复古主义的古文运动,对“前七子”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是一次严重的打击,两人因而声名远播,天下并称为“王、唐”,又称“毗陵唐,晋江王”(唐顺之毗陵人),王、唐又与后起之茅坤、归有光等,被称为“唐宋派”,开明代中叶以后文坛上反复古主义的先河,给明代文坛增加几分生气。王慎中与唐顺之、归有光并称明代三大散文家。
但即使理论上如此之正确有力,文章表现得生意盎然,其主张仍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。嘉靖中继起的以李攀龙、王世贞为首的“后七子 ”,就是这一流人物。他们变本加厉,又把复古运动余波,搅起一阵浪花。而攻击王慎中之主张最力的,正是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时识拔的山东秀才李攀龙。
尚书蒋德璟评论得很明白。他说:“欧阳公(欧阳修) 识苏子瞻,置第二,子瞻推重欧公不啻口。吾乡王道思(王慎中)先生,识李于鳞(李攀龙)先生,置第一,而于鳞讥毁亦不啻口。论者以此定二人优劣,非也。使于鳞之文果胜道思,如子瞻出永叔一头地,即毁之于师见薄,而于文示公犹未为过。
今举世厌于鳞文,即元美(王世贞 )奉之最亲而晚年已有异议,大约如《史》、《汉》语,辅以赘牙而己,非真《史》、《汉》也。即元美戈猎五车,于今故亡所不综;辨史才高,而六经之学似亦惘惘。故学元美者,入门甚便,去古弥远。
道思先生尝云:学马(司马迁)莫如欧(欧阳修),学班(班固)莫如曾(曾巩),吾正是学马、班,岂学欧、曾哉。第其所学,非今人所谓学。今人何尝学马、班,止是每篇中抄得四五句《史》、《汉》,余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,而曰学马、班,亦可笑也。此语直为七子传神。
然元美渊富故不易及,亦自成其元美。故余尝私论:明文以金华(宋濂)、北地(李梦阳)、晋江(王慎中)、太仓(王世贞)为四大家。而为晋江者,非沉酣经术,酿深力厚,独立间架,未易下手,政恐逗入第套、寒温蹊径耳。若于鳞不足论也!”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