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因簡介和詩詞大全

劉因(1249~1293) 元代著名理學家、詩人。字夢吉,號靜修。初名駰,字夢驥。雄州容城(今河北容城縣)人。3 歲識字,6歲能詩,10歲能文,落筆驚人。年剛20,才華出衆,性不苟合。家貧教授生徒,皆有成就。因愛諸葛亮“靜以修身”之語,題所居爲“靜修”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(1282)應召入朝,爲承德郎、右贊善大夫。不久藉口母病辭官歸。母死後居喪在家。至元二十八年,忽必烈再度遣使召劉因爲官,他以疾辭。死後追贈翰林學士、資政大夫、上護軍、追封“容城郡公”,諡“文靖”。明朝,縣官鄉紳爲劉因建祠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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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創作

  劉因一生著作甚豐,主要有《四書精要》、《易繫辭說》等。後清廷收入《四庫全書》。廣泛行世的《靜修集》是詩文集,收入各體詩詞800餘首。詩名冠元初詩壇。《元史》有傳。他的詩是元初文人中反映移民思想較多的,雖然隱晦曲折,但感情比較真摯沉痛。劉因是居留北方的漢族人,他的詩作《登武遂北城》、《塞翁行》、《武當野老歌》、《渡白溝》、《白溝》、《感事》等都流露出對宋朝的追憶和懷戀。而《白溝》一詩更爲人所樂道。詩中追溯宋朝開國之初採取重南輕北方針,對於造成喪失北部中國的失誤提出了批評。劉因本懷有政治抱負,他在《秋夕感懷》詩中說:“整頓乾坤了,千古功名立。”想做一番事業,但是“頭上無繩系白日,胸中有石補青天”(《除夕》),現實社會並沒有可能讓他真正地施展才能。他對當時一些人不擇手段、喪盡廉恥地追逐名利特別反感。他寫道:“多少白麪郎,屈節慕身肥。奴顏與婢膝,附勢同奔馳。吮癰與舐痔,百媚無不爲。丈夫寧餓死,豈無需□斯。鴻鵠凌雲志,,燕雀安能知。二禽登寥廓,尺□笑藩籬。世態盡倀鬼,吾將誰與歸。”(《擬古》)劉因爲人清高傲岸,他寫《和陶詩》,引陶淵明爲知己。

  劉因還有一些描寫民生疾苦的詩,如《豳風圖》、《送人官浙西》、《雜詩五首》、《有客》、《里社圖》、《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制香奩絕巧,持以求予詩》等。他寫道:“東家健婦把鋤犁,西家處女負薪歸。哀哀正念誅求苦,對此無言空淚垂。”他還描寫一些因苦於征戰而逃亡者的生活,如《對菊》一詩寫道:"畫本流民今復見,詩家逃屋爲誰留。黃茅安得千間廈,白布空歌萬里裘。"

  劉因在《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》中,對元軍所到的地方,廬舍爲墟,表示不滿,而對聚衆保鄉里,擁城爲官者亦有微詞。但是劉因在這方面又不敢作過多表示。他說:“客來恐說閒興廢,茶罷呼棋信手拈。”(《老大》)十分小心謹慎,企圖逃開羅網而遺世獨立。而他所寫的《唯諾說》、《唯諾後說》,還主張做一個唯唯諾諾的人。他在無可奈何中出仕元朝,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。

  劉因是一個宋代歐(陽修)、蘇(軾)、黃(庭堅)詩的崇拜者,有些詩富於哲理意味。他曾自選作品100餘篇,名爲《丁亥集》,寓意深遠,人莫能解,有烏衝、安熙都爲它作注。有《靜修先生文集》22卷,《四庫全書》本作30卷。 ▲

人物生平

家世背景  劉因出生於宋理宗淳佑九年(1249年)閏二月九日,蒙古滅金後的第十五年。劉因的故鄉容城地處冀中平原腹地,劉因的祖輩世代居住於此,長期身爲金朝的臣民,高祖父、曾祖父和叔祖父曾三世仕金,其父劉述親身經歷了金朝末年的戰亂,而後曾短期在元朝做官,但主要過的是隱居不仕的處士生活。時代的風雲,家業的盛衰,祖父輩的經歷,都在他的心靈中烙上深深的印跡,給予他的思想和性格以重要影響。

  劉因在故鄉出生時,已是戰亂初寧的元蒙初年。劉因幼年,就全國範圍說,戰爭雖有,但劉因生活的今河北一帶,倒是一派昇平氣象。這期間,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久亂初寧的年代。元朝初年,由於社會安定,政策得當,北方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恢復和發展,“民間墾闢種藝之業,增加數倍”。全國的統一,交通的暢達,也促進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繁榮,城市貿易、農村集市以及對外貿易都有了巨大發展。劉因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恰逢這樣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,它對劉因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響。

少有大志  劉因自幼受儒學家世薰陶,其父劉述興趣廣泛,對天文、歷數、陰陽、醫方、性學、史學等都有研究。劉因出生後,父親對他十分鐘愛珍視,杜絕交遊,一門心思傳授劉因讀書識字。劉因天資聰慧,穎悟過人,在父親的啓蒙教育下,三歲讀書識字,每天讀千百言,過目成誦;六歲開始學習作詩,七歲(一說十歲)就能寫文章,文筆不俗,落筆驚人。

  劉因少有大志,十五歲時就曾作詩明志“鴻鴿凌雲志,燕雀安能知。”青年時代的劉因抱着積極入世的態度,在詩篇中常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志向和遠大抱負。二十歲時所作《希聖解》,即以"希賢、希聖、希天爲主旨,並以天地間一清才自命。

  中統元年庚申(1260年),劉因隨父親遷往真定,師從北方名儒硯彌堅,學業大進,同學中無人能及。硯彌堅不僅才華出衆,而且慧眼識人才,在他所教學生之中,力推劉因,預言劉因會成爲名儒。

  劉因從硯彌堅處學習的是經學,鑽研訓詁疏釋之說,但他很快便不滿足了。宋金兩代文壇注重“以辨博長雄”的詞章和“誕漫坐雜”的經義,“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”,中統年間前後,經許衡、竇默、姚樞等人的提倡,在南方被公認爲“正學”的程朱理學也規模日廣地傳播到北方。劉因對早年研習的“訓詁疏釋之說”本來就心存疑惑,接觸到了理學著作,爲學方向及思想面貌便發生了巨大變化,開始專心研讀程朱諸書。

授徒明道  劉因家境貧寒,經常家無餘糧手無餘錢,雖然自己學有所長,遠近知名,但他仍能安貧樂道,不苟合於世,也不亂結交朋友,不義之財更是一分不取。元世祖至元四年(1267年),父親劉述病逝,經濟更加窘迫,無力安葬,劉因無奈之下寫信給父親的好友楊恕,在其資助下才得以完成喪事。

  至元十一年(1274),元朝下詔伐宋;大軍浮漢入江,水陸並進,順流而下。不到兩年,宋亡。劉因頗傷宋朝爲奸臣所誤,拘留元朝國使以挑兵釁,終致國亡,遂作《渡江賦》以哀之。他曾欲南遊江湖,覽觀南宋諸先儒名跡,但未能成行,反而北上易州(今河北易縣),到當時辭官家居的何瑋家館課授徒。何瑋曾參與伐宋之役,藏書中有不少是從南宋舊境攜回的理學書籍,這些書在北方不易搜尋,劉因教書三年,得以實現“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”的宿願。

 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(1279年),劉因三十歲,元初沒有科舉取士,知識分子無由進入仕途。劉因身爲布衣,雖抱負不凡,但建功立業實難。爲了謀生,劉因只得在家開設學館,授徒教學。他自編教材,見解獨到,將理學貫穿教學之中,講究師道尊嚴。他據學生特點,因材施教,讓每個人都有所成就,因此聲名日隆。朝中公卿官員過保定的很多,聽到劉因的名聲,往往登門拜見。劉因謙虛謹慎,深居簡出,拜訪的官員,他大都遜避,不與相見,非常有個性和操守。

  至元中葉,忽必烈長期倚信以“理財”固寵的回回大臣阿合馬,日益疏遠“諱言財利事”的朝中儒臣。劉因遂採取超脫於政治的處世態度。劉因非常欣賞諸葛亮“靜以修身”之語,就將居所題名爲“靜修”,以自表心志。

東京執教  至元十九年(1282),權傾一時的阿合馬被殺,元廷的政治鬥爭形勢發生了變化。被蒙古、色目和漢族高級官僚中的漢法派所一致擁護的新政治領袖、太子真金,更加積極、直接地參與各種有關的政治活動,一時間在漢族士人中引起對於“朝政更新”的強烈樂觀情緒。

  由於士大夫對劉因多所稱譽,名聲越來越大,丞相文貞王不忽木尤其極力薦舉,太子真金下詔,徵劉因入朝,授給他承德郎、右贊善大夫的官職(五品)。這時的朝野對真金改革朝政的過度希望,無疑也感染了劉因,且真金甚重儒臣,關懷備至。劉因受教之後,便與使者通行。

  當時,真金在宮中建立大學,原由贊善王恂執教。劉因入朝時,王詢剛剛去世,於是就接替他的職位,教授宮廷子嗣讀書。劉因一介儒生,教授鄉里,忽然受到朝廷的徵聘,一躍而成爲朝官,且成爲大學的教授,這表明,劉因此時在學問上已經成熟,並有相當建樹,是以聲名遠播。劉因入朝爲時不長,因繼母病重,辭官歸家。第二年繼母去世,依當時風俗,劉因要居喪守孝,爲官的事遂被擱置。

重歸隱淪  由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,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,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。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,使他對於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麼希望,而且反過來,對於自己輕易應詔、一聘而起十分後悔,遂隱居以教學爲生。

  此後的幾年間,因遭荒年,糧價上漲,他的生活頗爲桔據,有時不得不以一些代食品餬口。此時期的詩作中對這種清貧生活多有反映,並流露出比較濃重的隱逸情調。劉因的生活不僅是清貧的,而且是孤寂的;不幸接連而至:早失父母且不說,兩個姐姐又相繼亡故;四十歲後喜生一子,卻又不幸早夭。劉因身體本來就比較羸弱,喪子的憂傷更使他受到沉重打擊,以致百病纏身,形體癯瘁,鬚髮斑白。

二次被徵  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,劉因四十三歲。元世祖忽必烈殺權相桑哥,“朝政又一更新”。又有朝臣薦舉劉因,忽必烈下詔以集賢學士、嘉議大夫徵召劉因,這個職位屬於三品清要之職,授給一個平民,在當時是被人看作不次之寵的。但此時的劉因,身體已經惡化到不能扶病而行的地步,且不願再仕,於是上書以疾固辭,寫下了著名的《上政府書》(一名《上宰相書》)表明心跡。

  上疏呈至朝廷,忽必烈甚感遺憾,惋惜地說:“古時有不肯受召的臣子,就是這樣的人吧。”

因病辭世  至元三十年(1293 年),國子助教吳明又陳書朝廷,薦劉因爲國子祭酒。但就在這年夏季四月十六日,劉因竟因病與世長辭,終年四十五歲。元仁宗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、資善大夫,追封容城郡公,諡號文靖。▲

理學思想

天道思索  程朱理學是以理作爲最高範疇,理無所不包,無處不在,是天地萬物的本原,劉因繼承了程朱的理本論思想,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觀。

  劉因認爲,理是天地萬物的本體,天地萬物皆由理所生,萬物形體消滅後又復歸於理。宇宙天地之中,只有一個共同的理,即天理,具有天地萬物之本原的涵義。劉因關於理的闡釋,不僅言明理具乎乾元之始 ,是先於具體事物而存在的獨立的本體,而且強調理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。在劉因的思想中,理既是一種超然的神祕實體,又是萬物產生、變化的根據,體現在萬物之中,並主宰萬物。

  程朱論道 ,不同於老莊,他們是以理爲道。 在劉因這裏, 道是與理同一的範疇。劉因以道爲宇宙萬物的本體和生產萬物的本原。劉因並不是孤立地論道,而是從道與物的關係中釋道的,劉因堅持物以道爲體,舍道則物無所依據的思想。顯見,這個道只能是一種抽象的絕對本體。

天人合一  劉因把“化”(宇宙間的化育)區分爲“天化”(天地的化育)和“人化”(人羣的教化)。天化表現爲陰陽五行運行於天地之間的自然界的秩序、生成萬物、繁衍生息、綿延不絕、運動不停;人化則表現爲五倫爲代表的綱常倫理所維繫的社會秩序。他認爲,這種社會秩序是與自然秩序完全相符合的,而要由聖人來完成。天化人化的根源都是“天”,天化的理在世界一開始就已具備,人化的理則是在人類產生之後纔出現的。

  劉因由“天化”引出“人化” ,並認爲 “人化”源於“天化”,主張“天人合一”。在劉因看來,人倫物理,皆來源於天地造化自然之理。劉因強調要順天化,盡人道,主張事在人爲,不要因爲“時運”的變化而放棄自己的努力、無所可爲。.天道,主要指自然規律(也有某些神祕意味);人道則指社會制度、倫理規範、政治措施等。劉因認爲,這二者是合一的、一致的。天道是人之行事必須遵循的至理,又是人事最終成敗的關鍵。人性由天道所決定,人心又是人性的樞機,只有做到人心、人事暗合於天道,才能成功。

  劉因所謂 天人合一 ,就是以天道爲依據,爲準則,要人道合於天道。從本體上講,天道是人道的根本,即自天而人;從作用上說,必須用人道去符合天道,即自人而天。聖人根據天道來確立人道,是天道的體現者和人道的完成者,所以說聖人是兼體用的。無論是自然還是社會,違反了天人合一的原則,就會出亂子;實現了天人合一的原則,一切就都會有良好的秩序。劉因的這些說法,表明了他爲解釋天人關係所做的努力。他主張的天道不可違反說,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;他強調的執天之行說,也沒有忽視人的主觀能動作用;但他以人事比附自然,突出聖人的作用,則不免有些牽強。

觀物思想  觀物是北宋邵雍的哲學用語,其主要哲學著作有《觀物內篇》、《觀物外篇》。其所謂觀,既指感官對外物的認識,又指心靈的體認和理性的反觀。因此,觀物是有不同層次的,既有認識論意義,又有方法論意義,尤其指一種修養境界意義。劉因對觀物說十分欣賞,直接提出觀物的詩就很多,表達的都是一種感受(受用意境。

  劉因在《退齋記》中談到道與物的關係,他堅持物以道爲體,舍道則物無所依據的思想。他所講的物是指有形可見的客觀事物。對這種物的實在性、真實性,劉因在認識上表示懷疑,進而認爲由於人們對外界現象的認識是不真實的、不可靠的,所以人們不能認識物的本來面目,應當放棄對客觀事物的認識。

  劉因把觀物作爲一種修養境界、一種思想方法來運用,因而常表現出一些辯證色彩,劉因講到過事物矛盾對立的普遍性問題。堅持樸素的辯證觀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優良傳統,宋代理學諸大家在這方面亦做出了傑出貢獻,如張載講一物而兩體,程頤講動靜無端,陰陽無始,朱熹講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,都是很精彩的。劉因這一思想正是對這一優良傳統的繼承。

心性修養  劉因認爲,太虛之氣(即元氣)是萬物之根源,因而也是人性之來源。人性善惡,取決於“陰陽”二氣。氣有剛柔,稟而爲性,剛柔各有善惡,因而人性分爲四種類型。在這裏,劉因是用物質性的氣來說明人性之善惡的。他認爲善惡來源於陰陽二氣,而不是來源於理,也不是心。因此,他的人性說既不同於程朱的“以理爲性” ,又不同於陸九淵的“以心爲性”,他用氣來說明人性。

  劉因強調“無待於外 ,自求本心”的求理方法。劉因強調養氣持守、不動心。這種不動心,基本上是沿襲周敦頤的“主靜” 到程顥的“居靜”方法。不過周敦頤不是主張棄物求靜,而是主張遇物識物,以達到不爲物誘。而劉因則視物若無,主張涵養自守,使氣不暴於外。而要做到這一點,關鍵是“不動心”。這樣一來,不僅我遇物相忘 ,而且物遇我,一如相忘。

象數思想  “象數”是用“象”和“數”解釋《周易》的一種學說。“象”指卦父的象徵意義,如乾坤分別象徵天地、君臣、男女、君子小人、剛健柔順等等。數指卦爻所表現的數量關係,有天數、地數、天地之數、等說法。“象”“數”是《易大傳》中固有的概念,西漢時期形成系統的象數理論,終東漢之世,易學中象數派佔主流。魏晉時期,以王弼爲代表的義理派興起,倡導得意忘象之說,一掃象數而只談義理,象數之學遂一蹶不振。宋代理學興起,周程張朱諸大家,雖都以義理爲主,但對象數之學也有一定繼承。

  劉因探討了有關河圖的一些問題。朱熹寫的《周易本義》一書,有很高的權威性,本該有廓清的作用,但在元代初年,種種不同的說法仍然存在,並有一定影響。劉因維護朱熹的觀點,對於紛紛然的種種議論,持明確的批判態度。劉因還探討了太極圖的作者問題,劉因認爲周子的太極圖是自己的創造,但對於邵雍之學,則承認是發於陳傳。他在這方面的學術批評,對於宋元之際污漫的學術空氣,具有一定的澄清淨化作用;對於保護和延存傳統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義。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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