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可對於佛教各宗的思想採取調和的態度。他所訂的〈禮佛儀式〉（見《紫柏尊者別集》卷四），除發願禮拜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外，還教人禮拜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並翻傳祕密章句諸祖，這是他調和諸宗思想的具體表現。
真可喜拈〈毗舍浮佛偈〉教人，有時則教人持誦半偈。所謂‘假借四大以爲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；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’（〈毗舍浮佛頌說示如裴〉）。他的僧俗弟子很多，從他問道的人士有陸左、馮夢禎、瞿汝稷、王肯堂等。瞿汝稷通內外學，著有《指月錄》三十二卷，王肯堂爲著名醫學大家，著有《成唯識論證義》十卷等。
真可一生參叩諸方尊宿，但他並沒有專一的師承。他在祭北京法通寺遍融的文中說︰‘餘往來遍老之門，觀其動履，冥啓予多矣。……予於遍老之門，未敢言嗣。若所謂德，則此老啓迪不淺，焉敢忘之！’
真可雖到處興修古剎，而從未受請擔任寺院住持，所以沒有‘上堂’、‘普說’。他只是隨緣接引，略說法語而已。他與當時一般排斥文字的禪僧不同，而極重視文字經教。他認爲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，即不得觀照般若，不能契會實相般若。他不同意悟道只依靠禪家機緣及唸佛求生淨土等說法，曾列舉盲眼師資七大錯誤，一一加以辯難（《紫柏全集》卷三〈法語〉）。德清稱他的宗風足以遠追臨濟，上接大慧（〈達觀大師塔銘〉），可見真可在明末佛教界的名望。▲
17歲到蘇州虎丘雲巖寺出家，拜虎丘僧明覺爲師，閉戶讀書。20歲受具足戒後，廣研經教。對修寺、刻經，頗有業績。始自楞嚴寺，終至雲居寺，復興梵剎計15所。萬曆七年（1579），他爲流通大藏，謀易梵 爲方冊。萬曆十七年，方冊藏始刻於五臺山，4年後，南遷至浙江徑山，其門人如奇等主持其事，貯藏經版於化城寺。他提倡發願禮拜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和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，並翻傳祕密章句諸祖菩薩等，對佛教採取各宗並重的態度。明末閹黨專權，橫徵暴斂，民不聊生。萬曆二十八年南康（今江西星子、永修等縣地）太守吳寶秀奮起抗稅，被捕下獄，其妻陳氏哀憤自盡。真可聞訊即赴京師護吳，觸怒閹黨權貴。隨後，被誣造作“妖書”（謊傳神宗改立太子）下獄。萬曆三十一年卒於獄中。徒衆將其遺骸浮葬於京西，後移至浙江徑山寂照庵，再遷到大慧塔後的文殊臺，萬曆四十四年荼毗立塔。生平律身至嚴，一衲無餘。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