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王在上,而民不冻饥者,非能耕而食之,织而衣之也,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、禹有九年之水,汤有七年之旱,而国亡捐瘠者,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,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、禹,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,而畜积未及者,何也?地有遗利,民有余力,生谷之土未尽垦,山泽之利未尽出也,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 民贫,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,不足生于不农,不农则不地著,不地著则离乡轻家,民如鸟兽。虽有高城深池,严法重刑,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,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,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,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,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,肤寒不得衣,虽慈母不能保其子,君安能以有其民哉?明主知其然也,故务民于农桑,薄赋敛,广畜积,以实仓廪,备水旱, 故民可得而有也。 民者,在上所以牧之,趋利如水走下,四方无择也。夫珠玉金银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然而众贵之者,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,在于把握,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。此令臣轻背其主,而民易去其乡,盗贼有所劝,亡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,长于时,聚于力,非可一日成也。数石之重,中人弗胜,不为奸邪所利;一日弗得而饥寒至。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 今农夫五口之家,其服役者不下二人,其能耕者不过百亩,百亩之收不过百石。春耕,夏耘,秋获,冬藏,伐薪樵,治官府,给徭役;春不得避风尘,夏不得避署热,秋不得避阴雨,冬不得避寒冻,四时之间,无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来,吊死问疾,养孤长幼在其中。勤苦如此,尚复被水旱之灾,急政暴虐,赋敛不时,朝令而暮改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,无者取倍称之息;于是有卖田宅、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,小者坐列贩卖,操其奇赢,日游都市,乘上之急,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,女不蚕织,衣必文采,食必粱肉;无农夫之苦,有阡陌之得。因其富厚,交通王侯,力过吏势,以利相倾;千里游遨,冠盖相望,乘坚策肥,履丝曳缟。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,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贱商人,商人已富贵矣;尊农夫,农夫已贫贱矣。故俗之所贵,主之所贱也;吏之所卑,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,好恶乖迕,而欲国富法立,不可得也。 方今之务,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;贵粟之道,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,得以拜爵,得以除罪。如此,富人有爵,农民有钱,粟有所渫。夫能入粟以受爵,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,以供上用,则贫民之赋可损,所谓损有余、补不足,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顺于民心,所补者三:一曰主用足,二曰民赋少,三曰劝农功。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,复卒三人。车骑者,天下武备也,故为复卒。神农之教曰:“有石城十仞,汤池百步,带甲百万,而无粟,弗能守也。”以是观之,粟者,王者大用,政之本务。令民入粟受爵,至五大夫以上,乃复一人耳,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,上之所擅,出于口而无穷;粟者,民之所种,生于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也免罪,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,以受爵免罪,不过三岁,塞下之粟必多矣。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,甚大惠也。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。边食足以支五岁,可令入粟郡县矣;足支一岁以上,可时赦,勿收农民租。如此,德泽加于万民,民俞勤农。时有军役,若遭水旱,民不困乏,天下安宁;岁孰且美,则民大富乐矣。
圣明的君主在位,百姓不会受冻挨饿,这并非君主能亲自种地来供给他们饭食,织布来供他们衣服,而是能为他们开辟获取财物的途径。
所以尧、禹的时候有连续九年的水灾,汤的时候有连续七年的旱灾,但国家没有因饥饿而流亡或瘦瘠的人,是因为积蓄多而且事先有了准备。
现在全国统一,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低于汤、禹之时,再加上没有连续多年的水旱灾害,但积蓄却比不上那时,这是为什么呢?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,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,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,山林湖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开发,游荡求食的人没有全部回乡务农。
百姓贫困,就会产生奸邪行为。
贫困产生于不富足,不富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生产,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会安居乐业,不安居乐业就会离乡背井轻视家庭,百姓就像鸟兽一样。
即使有高大的城墙、深险的护城河、严厉的法令、残酷的刑罚,也还是不能禁止。
人在寒冷的时候,不会等到有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;饥饿的时候,不会等到有美味佳肴才吃;饥寒交迫,就顾不上廉耻了。
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,一年不做衣服就会受冻。
肚子饿了没饭吃,身上冷了没衣服穿,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,君主又怎能拥有他的百姓呢?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使百姓致力于农桑,减轻赋税,增加积蓄,来充实粮仓,防备水旱灾害,所以就能得到百姓。
百姓,是君主用来统治的,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,不管东西南北。
那些珍珠宝玉金银,饿了不能当饭吃,冷了不能当衣穿,然而众人却认为它们贵重,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的缘故。
这些东西轻便小巧容易收藏,拿在手里,可以走遍天下而没有饥寒的忧患。
这就使得臣子轻易地背离君主,百姓轻易地离开家乡,盗贼受到鼓励,逃亡的人有了轻便的财物。
粟米布帛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,按季节成长,靠人力收获,不是一天可以长成的。
几石重的东西,一般人拿不动,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;但一天没有它就会受饥寒。
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。
现在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,为官府服役的不少于两人,他们能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,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。
春天耕地,夏天锄草,秋天收获,冬天储藏,砍柴割草,修缮官府房屋,服劳役;春天不能躲避风尘,夏天不能躲避暑热,秋天不能躲避阴雨,冬天不能躲避寒冷,一年四季,没有一天休息。
再加上私自的送往迎来,吊唁死者,探望病人,抚养孤儿,养育幼儿,都包括在这中间。
农民如此辛苦,还要遭受水旱灾害,官府又急征暴敛,随时摊派,早晨的命令到晚上就更改。
农民有粮食时,半价贱卖,没有粮食时,又要借加倍的利息的债;于是就有了卖田地房屋、卖子孙来偿债的人。
而那些大商人却囤积货物,获取加倍的利息,小商人坐在店铺里贩卖,操纵奇货,每天在都市中游逛,趁着政府的急需,所卖物品的价格必然加倍。
所以他们男子不耕种,女子不纺织,穿的一定是华丽的衣服,吃的一定是细粮和肉;没有农民的辛苦,却有田地里的收获。
他们凭借财富雄厚,结交王侯,势力超过官吏,靠利益相互倾轧;他们到处遨游,车乘相连,前呼后拥,坐着坚固的车子,赶着肥壮的马,穿着丝绸的鞋子,拖着白色的丝绢长袍。
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,农民流亡的原因。
现在法律轻视商人,商人却已经富贵了;尊重农民,农民却已经贫贱了。
所以世俗所尊崇的,正是君主所轻视的;官吏所贬低的,正是法律所尊崇的。
上下相反,好坏颠倒,想要国家富强,法令实施,那是不可能的。
当前的首要任务,没有比使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。
要使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,关键在于重视粮食;重视粮食的方法,在于使百姓把粮食作为赏赐和惩罚的标准。
现在招募天下百姓向官府交纳粮食,可以封爵,可以免罪。
这样,富人有了爵位,农民有了钱,粮食也得到了分散。
那些能交纳粮食来取得爵位的,都是有余粮的人。
从有余粮的人那里取得粮食,供政府使用,那么贫困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,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,政令一出百姓就会受益。
这样做符合民心,有三点好处:一是君主需要的物资充足,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,三是鼓励农业生产。
现在下令规定百姓有一匹战马的,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。
战马,是国家的军事装备,所以给养马的人免除兵役。
神农氏教导说:“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,有百步宽的护城河,有上百万带甲的士兵,但没有粮食,也是不能守住的。
”由此看来,粮食是帝王最重要的物资,是国家政务的根本。
让百姓交纳粮食授予爵位,到五大夫以上,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,这与养一匹战马的功效相差太远了。
爵位,是君主所独有的,出自君主之口而没有穷尽;粮食,是百姓所种的,生长在土地上而不会缺乏。
能够得到高爵位又能免除罪罚,这是人们非常渴望的。
让天下的人把粮食运到边境地区,用来换取爵位和免罪,不用三年,边塞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。
陛下幸亏让天下人把粮食运到边塞来换取爵位,这是很大的恩惠。
我私下里担心边塞守兵的粮食不够用而使天下的粮食大量外流。
边塞地区的粮食足以支持五年,就可以让百姓把粮食运到内地郡县了;内地郡县的粮食足以支持一年以上,就可以适时赦免百姓,不收他们的田租。
这样,德政施加于万民,百姓就会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。
如果遇到战争或水旱灾害,百姓也不会贫困匮乏,国家就会安宁;如果年成丰收而且美好,那么百姓就会非常富足快乐了。